關于澳大利亞的葡萄酒地理標志，大家了解多少呢？我們都知道，葡萄酒在世界各地都有名氣，而且很多人都愛喝葡萄酒。但是關于每個國家的葡萄酒，我們了解的還是比較少的。接下來，小編給大家講解一下澳大利亞的葡萄酒地理標志。

澳大利亞的葡萄酒地理標志之解

在去年，澳大利亞聯(lián)邦議會正式通過澳葡萄酒業(yè)較重要的法律修正案——《澳大利亞葡萄酒及白蘭地局法1980》的修改案。這個修改案主要是回應2008年12月1日澳大利亞與歐盟之間簽訂的《澳大利亞和歐共體間葡萄酒貿易協(xié)議》，這也是澳與歐盟間第二個類似的協(xié)議，本協(xié)議取代了1994年1月簽訂的老協(xié)議。

事實上一直到1993年，澳大利亞在保護包括葡萄酒等農產品地理標志(geographicalindications)方面的立法是一片空白。直到與歐盟簽訂94協(xié)議，才促使澳大利亞開始加快國內的立法保護本國和歐共體葡萄酒的地理標志。

本文試圖從梳理國際及其澳大利亞的葡萄酒地理標志立法的背景中，探究澳大利亞酒業(yè)如何在澳歐間地理標志之爭中，突破劣勢，反敗為勝。

地理標志定義和國際立法

首先我們有必要對國際立法在地理標志上定義做一個簡單梳理。地理標志產品一般適用于農產品，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理解它。

前列個層面，我們可以從字面上理解，地理標志就是產品的來源標示，就是一個名字，表明其產自某個具體地點。比如在澳大利亞，莫爾頓灣(MoretonBay)是全澳知名的海產品生產地。同樣道理，中國泰和生產的烏骨雞為當地特產。受不受保護，我們姑且不論，只要你愿意，澳大利亞莫爾頓灣的海產品和中國泰和烏骨雞都可以稱作地理標志產品。

第二個層次可以追溯地理標志早期的國際立法來理解。比如與地理標志相近但早于它的另一個概念是原產地名稱(AppellationsofOrigin)，在“里斯本協(xié)議”(即《保護原產地名稱及其國際注冊里斯本協(xié)議》)里，原產地名稱被定義為“一個國家、地區(qū)或地方的地理名稱，用于指示一項產品來源于該地，其質量或特征完全或主要取決于地理環(huán)境，包括自然和人為因素”。這個定義可以認作是對前列層次理解的法律化。

第三個層次也是對地理標志較苛刻的理解。這里的地理標志產品是指那些產地環(huán)境、生產程式都在嚴格的法律規(guī)定下從某地生產的產品，此時的地理名稱標示是受到更多的法律保護，在生產質量控制上，比第二個層次的地理標志沿用更嚴格的規(guī)定。較經典的例子就是法國葡萄酒、烈酒名稱如波爾多、干邑、勃艮第等。

早期澳大利亞的地理標志保護

澳大利亞較早的有關葡萄酒的地理標志保護可以追溯到1981年法國香檳行業(yè)委員會(CIVC)試圖阻止酒標上有香檳字樣的西班牙菲斯奈特(Freixenet)起泡酒進入澳大利亞市場。爾后1987年，法國國家原產地名稱管理局(INAO)協(xié)同薄若萊(Beaujolais)新酒酒業(yè)協(xié)會及22個薄若萊新酒生產商起訴澳大利亞某些酒商在酒標上利用薄若萊地理標志的“搭便車”做法。當時有澳本地多家酒莊在酒標上直接標注“薄若萊”，或標注為“薄若萊風格”、“澳大利亞薄若萊”、“澳大利亞薄若萊風格”等字樣。自薄若萊新酒案例后，法國國家原產地名稱管理局于1989年開始在澳大利亞開始了一系列的保護法國知名葡萄酒地理標志的行動，涉及原產地名稱包括久負盛名的波爾多、干邑等。

然而以上保護行為的效果是有限的。由于當時的澳大利亞缺乏從地理標志角度上的立法，上述案件澳大利亞法院大都從《貿易實務法》等一般性法律中涉及欺詐行為可能誤導消費者等方面進行審理。歐盟層面特別是以法國為代表開始醞釀政治層面的雙邊談判進而推動澳大利亞本國在葡萄酒工業(yè)貿易上的地理標志保護立法。于是就催生了澳大利亞與歐盟間的94協(xié)議。

94協(xié)議的簽訂及其影響

就在薄若萊案件審理期間，澳大利亞和當時的歐共體已經著手開始就葡萄酒的雙邊貿易談判。草案于1993年1月擬定，次年1月雙邊簽署94協(xié)議。94協(xié)議中，歐洲方面移除或減少了大量的非關稅壁壘，從而為澳大利亞葡萄酒進入歐洲鋪平了道路；澳大利亞需要為此付出的代價就是它需要從此保護歐共體葡萄酒所有的法定地理標志，為此，協(xié)議的附件中，羅列了兩地認定的幾千個地理標志，其中包括少數澳大利亞的，絕大部分是歐洲的。明顯的例子包括，澳大利亞的巴羅薩谷(BarossaValley)、庫諾瓦那(Coonawarra)、獵人谷(HunterValley)等；法國的勃艮第(Burgundy)、香檳(Champagne)、夏布利(Shablis)等；意大利的巴羅洛(Barolo)、基安蒂(Chianti)等；西班牙的雪利(Sherry/Jerez)、馬拉加(Malaga)等。當然這里還包括很多澳大利亞本地少有人知道的一些地理標志。

94協(xié)議中所列舉歐洲葡萄酒的地理標志保護名單中95%左右在澳大利亞是鮮為人知的，但就這些地理標志而言，對于澳大利亞酒業(yè)構不成實質的威脅。真正令人頭痛的是有大約20個歐洲地理標志當時在澳大利亞被當成酒類名稱廣泛被使用，典型的包括香檳(Champagne)、波特(Port)、夏布利(Chablis)、雪利(Sherry)等。當然94協(xié)議里規(guī)定了一些過渡條款，澳酒業(yè)在一定的時限內逐步退出上述地理標志的表述。

由于在地理標志上的讓步使得澳大利亞獲得了更廣闊的歐洲市場，市場準入對澳酒業(yè)是個利好，因為相對來說貿易壁壘管制減少了。主要體現在：

地理標志保護是相互的，澳大利亞那時也在94協(xié)議中附錄了一些自己的產區(qū)，規(guī)定歐洲進行同等程度的保護，通過這種方式慢慢地建立起葡萄酒版圖的世界形象；

澳大利亞葡萄酒進入歐盟市場的技術分析檢測項目從8項減少到3項，這無疑減少了市場投入成本和進入市場的時間；

澳大利亞久為歐洲嗤之以鼻的不同葡萄品種混合、不同產區(qū)葡萄混合的釀造方式得到歐洲認可，這種方式生產的酒可以在酒標上進行標示，允許進入歐洲市場；

澳先前的餐后甜酒因為酒精度而被禁止進入歐盟，現在可以允許進入。

這對于澳大利亞擴張非常重要。在上世紀90年代，澳國內市場的葡萄酒已經飽和，人均葡萄酒消費增長率經年成靜止狀態(tài)。所以外銷市場成為主要的市場著眼點。從1985年到1993年，葡萄酒出口從2100澳幣增長到3.44億；而94協(xié)議簽訂后，澳葡萄酒的出口從2003年的21億澳幣上升到2008年的30億。其中2008年有13億的市場是歐洲驅動的，那么也就是說澳出口葡萄酒中歐洲市場占據半壁江山，其影響力可想而知。

在94協(xié)議中，地理標志被定義為：“……被(本協(xié)議)簽署國法律法規(guī)認可的用來指代酒來源于簽署國某一特定的地理區(qū)域的表述……”其中的“法律法規(guī)認可的”是一大關鍵并且對澳大利亞后來的葡萄酒地理標志國內保護起了深遠的作用。因為直到94協(xié)議的簽訂，澳還沒有實質的法律對葡萄酒的地理標志進行保護。94協(xié)議因此成為一個催化劑。

但是，94協(xié)議并沒有就葡萄酒相關的傳統(tǒng)表達達成一致意見，只是約定具體保護方案以雙方談判代表達成較后意見為準。

事實上，94協(xié)議簽訂后，留下了一些“尾巴”。比如，還有一些歐洲地理標志的退出過渡方案的談判還在進行著，只是到97年基本都結束了。但關于傳統(tǒng)表達的談判雙方分歧仍很嚴重。經年的談判改改停停，所以雙方較后決定干脆將原94協(xié)議推倒重來，重新擬定一個新的一攬子協(xié)議，當然還加進去一些新的東西，比如關于釀酒技術層面的認可問題。這主要包括歐洲方面對澳大利亞一些創(chuàng)新技術的認可。很有意思的是，新的協(xié)議(即08協(xié)議)的受保護地理標志清單比94協(xié)議大為縮減。當然由于歐盟成員國此時已經東擴納入很多新的國家，地理標志的清單中隨之也增加了來自如捷克共和國、塞浦路斯、匈牙利、斯洛伐克、馬耳他等。

歐盟顯然在澳歐有關葡萄酒的貿易協(xié)議中占盡天時地利人和。特別是在地理標志上，歐洲傳統(tǒng)的影響，很多相關理念就是歐洲人首創(chuàng)并由其向世界推銷。現今知名的葡萄酒地理標志幾乎都在歐洲，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稈，歐洲更加熱切希望與澳方在保護葡萄酒地理標志上達成一致。歐盟是幾十個國家捆綁在一起與澳大利亞談判，從聲勢和實力上講，也是占據優(yōu)勢的。

雖然澳大利亞在談判桌上的弱勢明顯，其明白這場戰(zhàn)役是遲早的事情。利用這個平臺，澳酒業(yè)也得到許多。較首要的就是取得歐洲市場的入場券。此前，歐洲對澳葡萄酒抬高門檻，制造各種技術壁壘，后來通過這些個協(xié)議，歐洲對澳葡萄酒門戶放開，這對澳酒業(yè)以出口驅動的產業(yè)模式來講不啻天降甘霖。

此前，澳大利亞在葡萄酒地理標志保護上只能依靠反不正當競爭以及保護消費者層面上的一般性法律，費力不討好。后來澳歐這些個協(xié)議對澳大利亞在保護葡萄酒地理標志的立法而言，起了關鍵的催化作用。澳因此建立起專門的法律制度對地理標志進行保護。

關于澳大利亞的葡萄酒地理標志之解就介紹到這里了。葡萄酒還有很多知識是值得我們去探討的，如果你是一個葡萄酒的愛好者，不妨多點了解葡萄酒的知識，這樣喝起葡萄酒的時候也不容易鬧出一些尷尬的問題。